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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腾讯视频 录制企业版“新闻联播” 网上流传的视频时长5分13秒。上传者将其命名为:央视著名主持人邢质斌复出——《××特别报道》。视频模仿《新闻联播》形式。开头以旋转的地球为大背景,同时推出企业Logo。不过,“新闻联播”四个大字被“××(企业名)特别报道”所取代。 视频中,邢质斌身着红衣正襟危坐,以《新闻联播》特有的语调播报了三条新闻。其中第一条和第三条分别为:该企业为庆祝新年到来,在元旦期间举办年会;该企业董事长向全国消费者和经销商拜年。 三条新闻虽然在格式和语调上均模仿《新闻联播》,但最有意思的当属第二条。该条新闻中,邢质斌严肃地播报了自己为该企业代言的消息:“央视著名播音员邢质斌同志正式签约,为XX食品企业形象代言,并为XX企业录制《XX特别报道》节目。” 由于视频内容略显怪异,不少网友怀疑其真实性。记者随后登录该企业官网发现,网站上确实登出了邢质斌拱手拜年的大幅照片,且标注“央视著名播音员邢质斌”。同时,记者在网站右下方还发现了网友上传的视频,内容与网站流传的一致。 同时,一篇发布于去年11月29日的新闻稿,也证明了邢质斌代言该企业的真实性。 接拍至少三个医疗广告 虽然对播报山寨版的《新闻联播》感到奇怪,但对于邢质斌代言该企业,多数网友并无异议,认为邢质斌在退休后有选择生活的权利。 不过,作为“国脸”的邢质斌在退休后,陆续接拍了数个医疗医药广告,由于认为这些广告与邢质斌的气质定位并不相符,不少网友感到不能接受。 记者调查发现,类似广告邢质斌至少接拍了三个。其中,为昆明一家妇科医院拍摄的广告曾一度在该市的公交车上循环播放。在这段广告中,邢质斌同样是一袭红衣,以新闻播报的方式,字正腔圆的念出“健康路上一路有我,昆明xxx妇科医院”。 当地媒体曾就此采访了该妇科医院的负责人。负责人证实,广告里的确是前央视著名播音员邢质斌。但其否认邢质斌是为医院代言,而反复重申邢质斌是为医院的一个健康栏目代言。据该负责人介绍,广告片是由北京一家广告公司提供,在昆明公交车上投放。 在为上述潍坊食品企业录制的视频片尾字幕中,记者同样发现了一家总部设在北京的广告公司的名字。 近日,由邢质斌为一家民营医院录制的电视节目类广告,也出现在当地电视荧屏中。此外,邢质斌还曾为“×××胶囊”做广告。该胶囊的主要功用被描述为治疗妇科疾病。 曾因代言受牵连 自从央视退休后,邢质斌一向低调处事。2009年,退休后的她曾在央视《艺术人生》栏目中接受主持人朱军的采访。谈起退休后的生活,邢质斌曾表示,因为“全国人民都知道邢质斌是闲人”,所以退休后,各种邀请开始找上门。 她坦言,在对她的邀请中也包括一些不该做的事。“比如说去拍那种医药的20分钟专题,有十来个厂家找我——应该准确地说,不是厂家,而是经销商。”邢质斌说,钱重要,名誉更重要。 “《新闻联播》播音员的责任更大、更重,一旦有什么闪失,出现什么问题,受损失的不是我们播音员个人,包括我们新闻中心,包括电视台”。 1995年,邢质斌曾以专题片的形式,为一款减肥腰带做代言,但因为产品为假冒产品,并没有任何作用,遭到全国消费者的声讨,邢本人也因此受到牵连。"
[导读]如果把中国与苏俄改革作比较,就会注意到,苏联改革是由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少壮派改革领袖推进的,中国则是由“文革”后复出的邓小平这样一批革命时代的元老派主导并推进的。当元老派成为改革家之后——中国与苏俄改革战略的反思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中国改革已进行了30多年,如果把中国与苏俄改革作比较,就会注意到,苏联改革是由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少壮派改革领袖推进的,中国则是由“文革”后复出的邓小平这样一批革命时代的元老派主导并推进的。这两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改革命运,很大程度上是由各自的领导人对改革的不同路径选择所决定的。元老派与少壮派政治精英的比较一般而言,传统官僚体制内有两种精英,少壮派精力充沛,思维敏锐,眼界开阔,比较容易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势,然而,他们往往存在着一些致命的缺点,那就是缺乏体制内的经验、威望与影响力,也缺乏足够的组织资源。相反,体制内的元老派虽然老成持重,懂得官僚体制内从事政治活动的经验,然而他们往往习于所安,思想守旧,又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因此要让这些人也推进改革,充当改革中心角色的可能性很小。元老派往往在改革中充当保守派的角色。只要研究近代世界各国的改革历史就会发现,改革精英的选择,总是存在着这样一个两难矛盾:在一个封闭的集权时代,一方面,年纪较轻而有改革热情的人们往往缺乏经验与政治资源,另一方面,有政治资源与经验的年岁较长的人们又恰恰缺乏改革志向。这种矛盾正是中国集权体制改革屡遭失败的原因所在。戊戌变法前夕,一位中国驻日外交官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就说过一句后来不幸而言中的话:“默察京师大局,其老成者苦于素无学术,其新进者又苦于未经历练。有有君无臣之忧。”这里的“素无学术”,就是指改革所需要的新知识。“新进者未经历练”,就是指少壮派改革精英缺乏必要的体制内的政治经验。事实上,康有为、梁启超是一批在民间书院中高谈阔论的、从未有过清帝国官僚体制内当官经历的书生。戊戌变法的失败正是由于他们缺乏经验造成的。(本文作者在《危机中的变革》一书中对此作过详细研究,此不赘述。)中国当代改革成功的一大关键,正在于“文革”以后元老派中,经过现实经验与“文革”灾难的反思,崛起了一批改革家。一般而言,元老派总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而“文革”却造成了一个世界历史上的奇特现象,那就是元老派与一般国民一样,都受到极大冲击。“文革”的巨大灾难,让中国人比没有发生“文革”这样的“正常”情况下,提前半个世纪,从极左的平均主义乌托邦的迷梦中觉醒过来。元老派的观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并因人为灾难对人民群众产生内疚感,在内疚感的支配下,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邓小平本人对此说得很清楚。美国某电视主持人1986年问过邓小平,“文化大革命中你和你的家人遭遇如何?”邓小平回答是,“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众所周知,邓小平在“文革”以前也是积极推行毛的方针的,他在“文革”后对此作了自我反省。根据《邓小平年谱》记载,在纪念刘少奇的一次活动中,邓小平说,“我们都犯过错误,只有一个人比我们犯的错误要少些,那就是刘少奇。”由此可见邓小平反思的深度。邓小平作为老共产党人,对中国在极左思潮影响下造成的贫穷落后,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复出之后,他在东北考察时就曾说过,“我们的人民太好了,我们犯了那么多错误,他们还支持我们”。也许正是这种负疚感的压力,成为他力推改革开放的思想动因。元老派一旦成为改革派,就具有了前面所说的少壮派改革精英所没有的特殊的三大政治优势:第一,元老派拥有丰富的体制内政治经验。什么事可说不可做,什么事可做不可说,什么事既可说又可做,什么事既不可说也不可做,是需要政治智慧的。他们对于改革所必须把握的分寸感与底线意识有清楚的认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老马识途”。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的经验对于改革极为重要,他们能团结大多数人支持自己,而把反改革派置于被动地位,减少了转型的阻力与成本。第二,他们在长期政治生涯中积累的组织资源与人脉关系,成为改革最需要的政治稀缺资源,使他们能轻易地建立起以自己为核心的改革动员体制。第三,他们享有巨大权威与号召力,可运用长期政治生涯中积累的个人威望,推进难度较大的改革,而不致引起强烈的反弹,从而大大降低改革的成本与代价。更重要的是,即使改革中出现战略上的挫折或失误,他们的威望也足以使改革派仍有很大的政治回旋余地。1 2 3上一页下一页
[导读]如果把中国与苏俄改革作比较,就会注意到,苏联改革是由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少壮派改革领袖推进的,中国则是由“文革”后复出的邓小平这样一批革命时代的元老派主导并推进的。邓小平“左右开弓”的渐进战略重新审视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派对中国改革战略的贡献就会发现,中国改革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苏俄改革相比,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邓小平始终强调在既定权威下保持现存秩序连续性的重要性,并在此条件下,通过不断地“试错反弹”来修正决策,在试错中进行制度创新,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自然地演化出一种新的体制。更具体地说,中国的转型并不是理性有计划地设计的结果。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确实相当形象地描述了中国转型的非计划性。我们不妨从影响中国改革进程的五个要素,看看中国改革的历史特点:一、中国人世俗理性的觉醒。所谓的世俗理性也可称为常识理性,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为解决面对的实际问题,运用功效最大化原则来作为行为取舍标准的理性态度。这种世俗理性也可称为经验理性,它与那种以意识形态教条原则为前提的“先验理性”有根本的不同。它使人们的行动摆脱了教义、信仰与迷信对人们行为选择的干预。在邓小平的一些朴素论断中,这种世俗理性表现得最为明显,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等。实际上,这种理性态度决非个别元老派所独有,可以说“文革”后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集体心态。当它渗透到执政党内部,并通过掌权的元老派得以表现出来时,就标志着执政党逐渐发展为务实的发展型执政党。二、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的多元化。世俗理性最大的作用就是瓦解了极左信仰对人心的束缚,并走向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视。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以下政治逻辑环节的反复强调:在邓小平看来,一、什么是社会主义,过去并没有搞清楚;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让人民富裕起来;三、要使人民生活好起来,就要发展生产力;四、要发展生产力,就要改革开放,就要搞市场经济。五、中国现代化要从温饱、小康到富裕逐渐过渡,市场经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手段,等等。由发展生产力而引发的对市场经济的肯定,成为进一步瓦解旧集权体制的火车头。其魔力触角所及,使劳动力与投资者得以脱离原来的计划体制,脱离国家对人身的控制,社会成员获得了自由流动的可能,社会空间自主性得以出现,又刺激了社会成员的个人竞争力也随之提升。长期被全能体制压抑的经济领域的多元化,进一步引起经济以外领域的多元化的出现,例如,社会领域作为经济领域的补充与服务组织,获得了合法性,也随之获得了自主性。文化领域也开始出现有限的多元化。19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在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出现的多元化,使原来的社会主义全能体制逐渐蜕变为一种新的更为多元的社会结构。而市场经济激活了中国人的微观活力,整个社会动起来了,中国逐渐朝后全能主义转变。三、意识形态的去魅与转型。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保持革命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与符号体系的同时,对意识形态的创造性转化,使共产党的合法性在受到转化了的意识形态的保护的条件下,转变为转型的精神凝聚力。这是其他威权主义者所没有的,也是苏俄改革提倡的新思维中所不具备的。邓小平所采取的意识形态改造战略是,对意识形态的符号系统予以尊重的同时,对意识形态的概念体系进行创造性的新解释。通过这一新解释,使官方意识形态一方面能提供改革开放的合法性解释,另一方面,又能运用这一意识形态的禁忌与威慑力,保护执政党统治权威的合法性,以利于转型时期的权威控制与政治稳定。邓小平所做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创新工作,可以说充满了“变法易教”的政治智慧。我们不妨简略地回顾一下执政党自1980年代以来在意识形态方面采取的创新:首先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这一理论的实质是,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应该根据常识理性的功效,而不是以教条的信仰,来作为选择标准。实践真理论为邓小平提供了旧瓶装新酒的改革路径。其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根据这一理论,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即“初级阶段”完成市场经济化,才有可能在未来实现“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目标,这就巧妙地为市场经济进入中国提供了“准入证”。第三是“三个代表论”。根据这一理论表述,执政党只要运用各种被实践验证为有效的手段,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生产力与文化得到发展,那么党就可以始终保持统治的合法性。“三个代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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